■聚焦“十五五”战略目标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一）股票配资联系方式
□ 杨成长龚芳
编者按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与以往不同，当前我国要素驱动、产业结构、企业模式和市场需求都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以数据、技术为代表的动产要素正成为企业资产的重要形态，以新技术、新消费、新数字、新终端为代表的新业态，正成为驱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新要素、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都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过往以服务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不动产金融服务模式亟待转变。为如期实现“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目标，需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通过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本报特邀申万宏源研究撰写“聚焦‘十五五’战略目标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系列研究报告，围绕新时期金融如何服务新要素、新产业、新模式，如何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加快建设统一的信用市场等议题，展开深度分析，提供思路参考。
□ “十五五”时期，既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经历深刻变革，亟需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为实现“十五五”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 “十四五”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金融体系以政治性、人民性为引导，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取得重要进展，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还不够畅通
□ “十五五”时期提升金融服务效能需实现五大突破：一是加快建设全国信用市场，夯实金融服务的根基；二是提升金融体系服务新要素的能力；三是提升金融服务产业新类型新业态的能力；四是提升金融服务的整体性和适配性；五是形成完整正确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
“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绩，金融制度体系、金融市场规模及金融机构综合竞争力都得到显著提升，但整体来看，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上还面临突出的“两多两难”问题，资金多投资难、项目多融资难的结构性矛盾还较为突出。社会资金向有效资本的转化不足，成为影响金融服务效能的关键因素。“十五五”时期，要如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还需要金融体系持续深化改革，在统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础上，加快建设全国信用市场，着力解决新要素估值定价、新产业分类服务以及新模式需求适配等难题，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市场经营主体的金融获得感。
一、完成“十五五”战略目标需要进一步强化金融的作用
“十五五”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作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接续规划，“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突出科技自立自强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战略位置，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以制造业为基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促进传统、新兴与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凸显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在体制机制层面，明确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治理“内卷式”竞争为抓手推进市场公平竞争。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十五五”规划建议还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加快国际国内双向投资的同时，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维护好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完成“十五五”战略目标，必须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作用。科技创新驱动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吸引更多社会中长期资金流向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形成更多创新资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金融机构更多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出发，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金融服务工具，加快破解新要素、新资产的估值定价难题，助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迈进。内需消费市场的扩容需要金融机构对各类情绪消费、体验消费等新业态服务的多元价值进行评价。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金融市场更好推进各类要素资本化和证券化，推动建立覆盖要素确权、评估、定价、交易、结算全流程的全国统一要素市场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金融市场持续加大绿色金融、转型金融产品供给，推进绿色定价机制市场化，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既需要金融市场持续提升中国资产的吸引力，也要求金融机构提升境内外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助力中国企业出海，在双向开放中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共促安全稳定。
二、“十四五”时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取得突出成就
“十四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金融体系以政治性、人民性为引导，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取得重要进展。
在金融制度体系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党管金融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框架，通过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并下设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监管层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证监会作为监管机构执行市场监管职能，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在宏观治理层面，金融政策被系统性地纳入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并强调经济性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取向一致性，着力克服政策“合成谬误”，全面提升政策的有效性。日益完善的金融市场制度体系，为全面提升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奠定了坚实的体制机制基础。
在金融市场规模上，“十四五”期间，我国各类金融市场快速扩容，截至2025年9月，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信贷市场，信贷余额超过270万亿元；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超过190万亿元，股票市场市值规模突破100万亿元，证券化率提升至近80%的水平；交易所新增融资规模持续居于全球交易所前列，各类资管机构管理资产规模突破150万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35%。在规模增长的同时，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近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占比提升至31.6%，较2020年末提升2.8个百分点；资本市场以电子、计算机、通信、国防军工、医药生物等为代表的高科技类行业总市值占比提升至39%，较2020年增加近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与资本流向协同演进。
在培育一流金融机构上，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持续做优做强，中信金控、北京金控集团、招商金控三大金控平台完成组建并正式运营；银行业资产规模接近470万亿元，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平安保险持续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证券基金行业加快培育一流现代投行和投资机构。截至2024年底，证券业资产规模接近13万亿元，行业收入结构持续改善，中资证券公司超越外资投行成为香港资本市场融资服务的主要中介机构。以公募基金、保险资管、股权投资为代表的专业投资机构快速发展，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突破36万亿元，已超越银行理财成为规模最大的公众理财品种；过去5年公募基金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投资收益达3.5万亿元，有力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
在提升金融服务功能上，金融机构持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在服务科技创新上，我国持续加大培育耐心资本，截至2024年，风险投资基金管理总规模达14.4万亿元，过去5年支持科技初创企业超3.6万家。以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正成为培育科技创新企业的重要平台，过去5年科创板助力500多家企业发行上市，累计实现股权融资超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还不断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创债、初创企业信用贷等产品相继推出，全方位提升对科技创新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在服务绿色转型上，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投资端对绿色发展的引导作用显著增强，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理念被纳入日常投资决策体系中，引导更多上市公司及中小企业推进绿色转型。2024年，A股上市公司中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为2519家，占比上升至47%，较2020年底显著提升。
在推进金融开放上，金融体系一方面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通过放宽外资机构持股比例及经营范围，持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截至2025年中，持牌外资法人金融机构数量（不含分支机构）超160家；外资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持债规模占比约2.3%，持有A股市值规模约3.4万亿元，占全市场总市值约3.2%。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加大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力度，为企业提供集境外贷款、股权融资、并购重组、跨境交易等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中，证券公司已助力157家企业在内地与中国香港实现两地上市，A股上市公司境外业务收入占比提升至14%。在推进双向开放进程中，金融市场充分发挥风险缓释功能，有效平抑了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及外部市场风险的冲击，实现股市、债市、汇市、商品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
三、“十五五”期间提升金融服务效能要实现五大突破
“十五五”时期，面对各类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交织叠加的挑战，金融市场要以完善信用制度为基础，以推进现代动产要素金融化为抓手，以服务产业新动力为导向，持续提升金融服务的适配性，推动金融机构、市场经营主体及地方政府协同联动、凝聚改革合力，全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
（一）加快建设全国信用市场，夯实金融服务的根基
信用市场既是金融体系的核心构成，也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支撑。信用是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运行的基础，所有金融活动本质上都是基于信用的跨期价值交换。通过信用定价，金融市场能更好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
当前，我国在信用市场体系建设上还存在诸多堵点，其中信用体系不完善、信用修复机制不健全、跨区域信用互认不通畅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获得感的重要因素。据42家大型上市银行2024年年报数据测算，我国银行信贷中，信用贷款占比不足四成，担保贷款占比超六成，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偿债能力缺乏全面、及时、准确地分析，导致银行机构“不敢贷、不愿贷”，投资机构“不敢投、不会投”。
信用不仅是企业经营能力及品牌商誉的集中体现，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五”时期，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全国统一信用市场建设，重点从三方面发力：
一要加快推进与信用市场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企业信用数据采集、数据整合、数据开放上明确相应标准，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基础上，进一步打通工商、税务、社保、司法、金融机构及数字平台之间的企业数据库，加大政府公共数据在脱敏后向更多经营主体开放的力度，通过信用数据的连通和全国信用平台的建设推进企业信用跨区域的互认。
二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在信用评级、信用评估定价上的专业能力。信用评级机构要加快推进中国企业信用评级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的衔接，助力中国企业信用评级结果的中枢上移。金融机构要持续提升对信用的估值定价能力，加快推进信用债市场发展。目前，我国不同等级信用债之间的信用利差并不显著，3年期AAA级企业债与3年期AA级企业债的发行利差仅为63个基点，企业债的发行利率更多反映的是流动性溢价而不是信用定价。
三要引导企业注重信用，将信用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通过构建企业信用增值的商业环境、加大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引导企业提升综合信用价值，进而获得更多金融资源的支持。
（二）提升金融体系服务新要素的能力
当前，以数据、技术为代表的动产要素已取代土地、设备等不动产资源，成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形式。从经济增长贡献看，以技术、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的贡献占比超过40%。从企业资产结构看，近年来随着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和科技化转型，房地产、机器设备等传统固定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占比已显著下降。以海尔智家为例，2008年其资产结构中，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存货等传统资产占比高达37%。而近年来，随着海尔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其不动产资产的占比快速下降，以使用权资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商誉等为代表的动产要素资产占比提升至16%。从社会资金流向看，过去5年，我国新增股权投资基金的投向进一步向技术与数字领域倾斜。以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技术或数字驱动型产业，成为吸引社会新增投资的重要方向。2024年，上述相关领域投资案例数占比超过60%，投资金额占比接近50%。
面对这一变革，金融机构亟需系统性转变服务方式，提升对动产新要素的服务能力，加快推动服务重心从不动产金融向动产金融转变：在服务理念上，金融机构要积极拥抱数据、科技及新型人力资本等新要素，转变过去以所有制、企业规模或行业属性为参考标准的服务方式，更多从企业的要素结构、资产结构出发，加快健全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及创新金融服务体系。
在估值定价上，金融机构要加快提升对数据、技术等新要素及新资产的评估定价能力，针对新要素资产前期研发投入大、现金流能力弱等特征，引入技术投入强度、关键节点技术突破、数据流量等多维度指标，形成更全面的要素估值体系。同时，银行类金融机构还要加快调整优化传统信贷评估模型，根据新要素的风险收益特征，引入更多新评价因子，提升信贷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市场建设上，金融机构要加快助推数据、技术、知识产权等要素市场建设，在要素确权、定价、交易、结算上提供更多专业中介服务，推进各类动产新要素金融化。同时，基于新要素特征推出更多创新产品。比如，针对科技企业的资产特征，探索设立依托大型仪器设备、实验室等科研基础设施REITs，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打通动产要素与资本市场的连接通道。
（三）提升金融服务产业新类型新业态的能力
要素驱动模式转变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以新消费、新技术、新数字、新终端及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业态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出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转型的趋势，以直播电商、沉浸式体验店、首店消费为代表的新模式正逐步成为主流，在内需消费整体承压的情况下，文体休闲、通信信息、旅游等服务消费新业态维持10%左右的较高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消费的新力量。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近年来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产品已成为支撑我国出口的重要力量，年均出口增速接近30%。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普及推动形成了一大批新数字企业，数字孪生、数字平台、数字金融正加速向社会全领域深度渗透。以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新终端产品，已突破单一硬件属性，加快产业生态重塑。具备产业链整合能力的新终端龙头企业快速崛起，凭借在产业链、价值链、品牌链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引领推动产业链生态优化的重要力量。
面对产业形态的新变化，金融机构要加快适应产业新变化，创新产业金融服务体系：针对新消费场景化、个性化、即时化的特征，金融机构要更多注重消费场景和情绪价值的作用，要从年轻人的情绪价值出发，重新衡量消费企业的投资价值。
针对新技术企业普遍面临的高研发投入、轻资产、长周期等特征，金融机构要积极推动金融服务从资金供给到创新孵化的转变，不仅加大对新技术企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更要发挥投资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孵化培育更多科技企业，陪伴企业共同成长。
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金融机构要加快推进数据要素资本化，在企业估值中要充分考虑“流量数字枢纽”的综合价值。
针对新终端龙头企业投资大、迭代快、跨界强等特征，金融机构要强化全链条产业金融服务体系，更多从产业协同、产业链一体化角度为企业提供完整的金融生态服务，通过支持终端龙头企业发展，推动整个产业链提质增效。
（四）提升金融服务的整体性和适配性
近年来，我国金融产品体系日渐丰富，但金融机构对企业综合金融服务需求的响应仍相对不足，金融产品服务的整体性和适配性面临较大挑战。从服务整体性看，尽管近年来金融机构间合作力度不断加大，但在股债信贷联动、境内境外联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上仍显不足。从产品适配性看，目前我国银行信贷多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的融资产品，但大多数中小制造业企业属于订单驱动型，资金周转周期短，传统固定信贷产品难以匹配企业柔性生产的需求。在股权融资上，大多数科创型中小企业有很强的股权融资需求，但金融机构基于风险审慎考虑，往往以明股实债、对赌协议、回购条款等形式开展股权融资，难以真正实现与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从可得性看，当前各类金融服务都还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或隐形壁垒。银行信贷对企业资质、抵押资产要求较高，90%以上的中小企业都难以达到相应门槛；尽管近年来我国持续提升资本市场包容性，但整体来看资本市场服务的覆盖面仍然有限。截至2023年末，我国约有3000万家企业法人单位，其中上市挂牌公司数量约5.4万家（含三板及区域股权市场），占比不足千分之二。
针对上述问题，金融机构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整体性、适配性，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在回归本源、做好基础金融产品服务的基础上，要加强与同业机构的合作，在长短期融资、境内外融资、交易风险对冲等方面推出更多创新产品和服务，形成“贷、债、股、保、租、信”协同联动的服务局面，拓宽企业选择金融服务的空间。另一方面，要顺应企业新需求的变化，加大对科技、数字、绿色等产业的研究，精准把握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行业的发展特征及风险结构，推出更多分行业、分场景、分企业的投融资产品，提升金融产品的适配性。
（五）形成完整正确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
当前，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企业主体在发挥金融市场功能、服务实体经济的认知与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偏差。其中，地方政府在如何做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如何探索地方金融的有为之路等方面，尚未形成清晰的方向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资源的精准配置。“十五五”期间，要提升金融服务效能还需理念先行，引导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形成正确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和方法，妥善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体企业是价值创造之源，金融是价值增值的服务手段，金融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在服务实体要素价值增值中获得相应的金融投资收益。
二要处理好功能性与盈利性的关系。金融机构要以“十五五”战略目标为导向，以专业能力为基础，提升对新技术、新数字、新消费、新终端等产业新业态的服务能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获得长期盈利基础。
三要处理好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区域特色金融市场的关系。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非消除区域差异，而是在统一市场规则、基础制度的基础上股票配资联系方式，引导各地从当地产业结构及企业需求出发，探索地方特色金融服务模式，形成区域间差异化竞争、协调互补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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