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配资联系方式杨振宁和上海的不解情缘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先生的时间定格在了2025年10月18日12时00分，享年103岁。

在他的百年传奇人生中，上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最后的教职是在复旦大学，并在上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杨振宁曾多次来沪探望；1971年杨振宁访问新中国的“破冰之行”中，是在上海大厦吃饭时收到了邓稼先写给他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杨振宁的70岁生日是在上海科学会堂度过的。

一

1971年7月杨振宁回上海探视父亲，当时《解放日报》曾报道了这一消息。

杨武之一生从事数学教育，曾培养和造就两代数学人才，对中国现代数学具有很大贡献。1950年任同济大学数学系教授，1952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杨武之曾于1957年、1960年和1964年三次在日内瓦与杨振宁团聚。

父亲对于杨振宁的影响非常深远。这几次见面，直接促成了杨振宁1971年夏回大陆探亲，成为最早访问新中国的海外知名学者之一。1974年，杨振宁在复旦大学作规范场理论报告并建议共同研究，复旦大学成立谷超豪牵头的研究小组，不久就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使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国际前沿。国际权威期刊《物理学快报》不仅出了一本专辑，还加了一页中文摘要，这在当时非常难得。

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学术活动中，杨振宁和谷超豪（左）在一起交流。邵剑萍摄（解放日报资料照片）

1980年1月，杨振宁被复旦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谢希德主持仪式，苏步青校长亲手为杨振宁佩戴了校徽。

杨振宁曾多次派他的秘书到复旦大学，帮助数学系补齐了在“文革”中残缺的科学期刊。

二

1971年，杨振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中国。他急于了解中国自主研制的原子弹，是否真如海外报章所谓“有美国专家参与”。

在回美国的前夜，在上海大厦举行的临别宴会上，杨振宁收到了挚友邓稼先写来的一封信。信中，邓稼先明确告知，除了苏联专家在早期有过一些短期援助外，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说：“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

邓稼先还在信中说，他有很多想跟杨振宁说的话没能当面说出来。在信的最后，他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改成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我当时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杨振宁事后回忆。

2003年杨振宁回到清华大学，2015年放弃了美国国籍。

三

即使身在国外，杨振宁对于中国科技始终报以热切关注。

1965年9月17日，在上海岳阳路320号大院，我国科学家观察到了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与天然胰岛素分子相同化学结构并具有完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质。

8年之后，杨振宁致函中国科学院称准备提名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各一人，分享1974年诺贝尔化学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作被搁置。1978年9月，杨振宁再次向邓小平提出愿意为胰岛素合成提名诺贝尔奖。尽管这项成果再次错失诺奖，但杨振宁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敬佩。

杨振宁多次受邀在上海演讲，发表了许多富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

1980年在上海市科协主办的一次活动中，听闻全国高校招考中报考化学的人比较少，杨振宁说，在中国假如把他干的那一行强调得太高了，将会产生不良影响，也许会使许多应该念化学的却想来学粒子物理。　　

杨振宁还讲到他的一个印象，中国对于资历深的研究人员和教授比较重视，而对年轻人的意见不太重视。他介绍，自己在美国每年要写研究申请给基金会，对方在审核时并不会因为申请书是他写的、有点名气、五十几岁了就不必审核，而会把申请书交给很多年轻人去审核，因为最生气蓬勃、能够决定学科前途方向的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意见应该被重视。

2000年10月26日，杨振宁被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张啸虎摄

2001年10月，杨振宁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科技》演讲。在他看来，科技研究大略分成基础研究、发展研究与应用研究三个“层面”。基础研究＋发展研究是“科”，是大学与研究所的使命；发展研究＋应用研究是“技”，是工业研究所与企业的重任。据他预测，从那时起三四十年，全球科技发展的重点将继续向“技”倾斜，其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是芯片的广泛应用、医学与药物的高速发展以及生物工程，并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21世纪初，中国的科技水平比发达国家还差一大截，使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科技不行，但在杨振宁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近代科学进入中国仅仅一个世纪，中国科技就从零发展到“神舟”飞船的升天与回收，这是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他预测，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科技水准将达到世界最前沿。

四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这是杨振宁的心声，也是他的行动。

1985年，杨振宁在上海看到一则报道——发明“穿绳器”的学生茅嘉凌一度退学。他认为不应该对这种学生的“不务正业”横加指责。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一个必要途径，然而不少会干的人不一定擅长考试。要大力提倡培养善于动手的人才，就要给这些青年人以鼓励。杨振宁与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龄谈起这一看法，对方决定出资设立“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先在上海、北京试行。

“上海的青少年是聪明能干的，希望学校、家长乃至全社会都来重视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关心青少年发明家的成长。”杨振宁当时接受解放日报记者专访时说。1986年，首届“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授奖大会，作为倡议人和评委会名誉主任，杨振宁还专程从美来沪授奖。

1995年7月，杨振宁在上海交大包兆龙图书馆与青年座谈。他亲切地询问，谁在通过大学英语六级后能阅读英文报纸，甚至英文小说？是一口气读下去还是要翻英文辞典？他讲起自己在西南联大不翻辞典读完两本英文小说的经历，勉励大家重视语言学习，汲取精神养料，了解社会、了解世界。

五

杨振宁在上海留下了许多特别的“印记”。

1988年11月，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居里夫人、张衡、李时珍、杨振宁、李政道首批8名科学家的画像，挂在了上海科学会堂。每位科学家画像上还有他们的一句话，杨振宁的是——年轻人在科学的进程中要有冲刺力。

1992年，杨振宁的70岁生日是在上海科学会堂度过的。选择上海科学会堂，也是他本人的意愿。市科协原本准备了一个杨振宁的头像雕塑，但因照片资料有限效果不够理想。几番辗转，后请书画大师程十发先生作了一幅画。当天，杨振宁的报告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调怅近黄昏”开始，背后正是这位科学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决心。　　

2019年8月，解放日报社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合作的“爱因斯坦的异想世界”特展在上海开幕，当时与会嘉宾中唯一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正是时年97岁的杨振宁。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到访上海的1922年，杨振宁在合肥出生。

杨振宁在解放日报社举办的特展开幕式上讲述与爱因斯坦交往的经历。本报记者董天晔摄